略谈篆书的发展和水墨表达孙翰青文字的发展分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系统。篆书是连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重要纽带。篆书亦在书法史上占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虽然篆书的起源极早,但是发展却异常缓慢。从上古产生到秦代完善,再从秦代成熟到清代上升到艺术高度,篆书经历什么样的发展历史?今人又如何学习篆书呢?本文从文字的发展和书法艺术表达两个方面来解析篆书的演变发展历史和其艺术风貌。?我国的文字起源甚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据《吕氏春秋·君守》载:“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可见古人认为文字的发明应为仓颉,而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实物则非常的早。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用来记事表义的刻画符号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文字的雏形。1997年5月18日《中国文化报》以《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为题报道了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史家村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提到曾发掘出一些刻有符号和文字的卜骨卜甲,时间约为夏商之文。此为目前所知的最早文字实物。在夏商之后,文字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成熟的文字体系。而这种文字普遍刻在龟甲和兽骨自上,故而被称之为“甲骨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种成熟文字体系,后来到“青铜文明”时期。青铜礼器不断地铸造,而这些青铜器上的文字比甲骨文更为成熟,更加脱离“象形”功能,这种文字更加具有文字的“表义”功能。由于这种文字多出现在于青铜器上,故而我们称其为“金文”。此时的金文名品多见于大型的青铜礼器。如《散氏盘》、《毛公鼎》、《史墙盘》。后来,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心向秦地靠拢,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国推行本国文字,这种文字由李斯完善。以秦系文字为主体的“小篆”诞生。“小篆”是“今文字”体系,其与“大篆”的区别就是在于“小篆”完全抛离了“古文字”的象形成分,完全变成了“表音”、“表义”文字体系。早期的小篆,在秦未统一六国之前就已产生。《石鼓文》是此时的代表作,《石鼓》应在秦襄公时期刻成(见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石鼓的文字在字法上已与后来的小篆接近。秦统一六国之后小篆迅速传播,这与秦始皇的好大喜功、四处巡游、到处刻石有关。而自秦朝之后,篆书的发展似乎放慢了脚步。在清朝之前,篆书几乎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在汉代,篆书以失去了其主流文字的地位,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山公碑》都是夹杂了汉隶笔法的不规范小篆。三国之时,吴国的《天发神谶碑》则是一种具有装饰意味的篆书,接近于“韭叶篆”的形态。在此之后,篆书没落,直到唐代。唐人篆书最出名的当时当是李阳冰莫属。此公是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十分擅长写篆书,其书风与李斯的小篆一脉相承,只是其书法的线条更加柔美、更具有装饰意味。其代表作有《城隍庙碑》、《三坟记》、《谦卦》等。此外,唐人徐铉亦善篆书,有《篆书千字文》传世。徐的书风受当时的环境影响,亦是学习李斯的风貌。唐人的篆书总体上还是学习秦人的“铁线篆”,后世将李阳冰和李斯并称为“二李”。自秦小篆成熟后,直至清朝中期前,篆书体系只是在李斯的“铁线篆”中进行一些简单的变化,未能有较大的进步,故而篆书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清朝是篆书快速发展的时期。由于此时执政者大兴“文字狱”,导致“金石考据学”兴盛和“访碑”活动的盛行。致使很多前人未见过的碑刻大量涌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学习对象。在清中期之前,人们学习篆书取法依旧是单调的学习秦人刻石,对篆书的认识还是元明时期的观点。这个时期人们写篆书依旧是师法秦人,如钱坫、杨衍孙等人,皆是写线条光洁的玉著篆。到了“文字狱”和“访碑”最为盛行的乾隆时期,篆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乾隆初期,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开宗立派式的一代宗师邓石如出现了。邓石如(1743—1805)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安徽怀宁人。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遂工四体书,尤长于篆书,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稍参隶意,称为神品。性廉介,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邓生活在“乾嘉”时期,此时“碑学”渐起,他的篆书一反前人学习王澍的玉著铁线篆的风气。邓石如大胆探索,他不仅学习秦人篆书,还广泛涉猎汉人碑额篆书,给篆书的用笔增加了提按顿挫,再加以自身的笔墨特点,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篆书书风,并影响了后世的绝大数书家。其后的吴让之、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等人皆以邓为基,又结合自身所学,皆有自家面貌,影响后学。以上是简单的介绍了篆书的发展。 我们接下来来讨论一下篆书的水墨表达。由于古人的篆书遗存是刻石,后人的临习是基于刻石的基础上形成的,那我们来讨论篆书刻石应该如何用水墨来表达。在清代以前,人们的书写工具只有简单的熟宣纸,硬毫笔,故而在工具的角度上,人们只能流行铁线篆。到了清代,虽然人们已经能造生宣纸和软毫笔,但是在清中期前,人们还是习惯用熟纸,硬毫,此时写篆书的名家有钱坫和孙星衍,他们两个的传世作品中都是以铁线篆为主,线条光洁挺拔,其审美趣向峄山刻石,还原石刻文字的笔墨意趣。到了清中期,邓石如,吴让之等人擅长使用生纸和羊毫长锋笔来书写,由于是长锋羊毫,故而他们的篆书用笔极为丰富。他们的作品线质饱满、温润,而吴让之亦有书写在蜡笺纸上的作品传世,而这些作品笔画则线质干枯,瘦骨嶙峋,一点也不温润丰腴,可见书写的质地不同,对笔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此时,邓吴等人更加注重笔墨精神,不是单纯的描摹碑版石刻文字,由于此时人们流行练习小篆,加之此时熟纸仍是书坛主流,故而大家对待笔墨的重视程度一般,直到清朝末期,生纸的普及,人们对水墨的观念才有了较大改观。在康有为的大力提倡下,“碑学”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书坛,在“碑学”的大背景下,人们习篆的取法上溯到金文、甲骨,由于金文、甲骨的时代久远,人们在学习时就更加注重表现故字的苍茫,厚重之感。清末的吴昌硕便是精于此道的大师,虽然吴昌硕以石鼓文名世,但是这里要讨论的则是他的“散氏盘”,以石鼓文入法散氏盘,其临作间以枯笔,更显趣味。吴昌硕的表达重点在于表达其雄浑壮大,故而多以油烟重墨临习,笔画依旧以浓墨为主,不过,他的作品中还有涨墨的使用,涨墨的表达是散氏盘铭文受到风化的那种朦胧之美。由于自身对于水墨的把握和对古文字的熟稔,让吴氏在临习金文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现当代,由于受到西方美学和日本书道的影响,书法的审美发生了巨大变化。故而现代书家在临习金文中,更加注重笔墨表达,作品的水墨表现有借鉴意义的有王镛先生等人,他们在字形处理上夸张了书法的古拙之美,大量的运用枯笔,让作品更加空灵,线条更加萧散,而偶有涨墨,则让作品虚实相间妙趣横生。在当代的篆书临习中,我们更加注重水与墨的表现,由于时代变迁,我们对书法的审美不再停留在古代人的审美层次。将书法的实用功能弱化,增强书法的艺术性。而书法本身就是水与墨、白与黑的艺术,水和墨这两种物质在生宣纸上无穷变化的特点和当今的“展厅效应”的需求,让古老的文字更添生机,更加迷人。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就请关注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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